如何审查英文合同:我们的文学问题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作业大巴 时间:2020/02/24 00:14:54
我们的文学问题 我想先讲一个朋友的事:80年代,许多中国人都相信中国的问题是因为穷,好像只要不穷了,一切问题就解决了。他也一样,一心致富。后来终于富起来了。人家问他,过得好吗?他说过得并不好。人家不理解,说你有了钱,又有了地位(一个颇有知名度公司的老总),身体也健康,妻子也长得漂亮而且还年轻,孩子也聪明,你还觉得过得不好。你不是有病吗?只有我理解他。因为我也有病。我是个作家。作家就是有病的人。这病是一种焦虑。这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痛苦。平常的痛苦,比如生病,比如贫穷,比如失业,比如破产,比如遭受不公平的待遇,甚至是失去爱情,都是可以言说的,容易被人理解。而焦虑是不容易被人理解。我就常遇到这种情况:跟人说了半天,人家不明白,说:你都说了些什么呀!再说下去,人们就说:你是吃饱了撑的。

        对,从某种意义上说,文学就是吃饱了撑的事业。现实中有种种问题,都可以有望得到解决。病了?去医院看病;下岗失业?政府采取有效措施;道德沦丧?加强道德教育;犯罪率居高不下?严加执法,严打。虽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,但是总有希望解决。甚至,抱怨体制不好,可以换个体制呀,美国的如何?可是美国人又过得怎么样呢?美国人也并不幸福。只有我们才把美国人看得像在天堂里一样幸福。

        其实无论怎样,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,都是无法摆脱的。这是我们的宿命。跟钱无关,跟社会处境无关。长期以来,我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廉价的、浅层次的、社会学化的。举个最近的例子,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的《耻》,庆幸的是,我们曾经翻译过这部作品,所以还不至于惊慌失措。以往我们往往惊慌失措,不知道获奖作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可是,我们又是如何解读库切和《耻》的呢?中文版序言《越界的代价》中这样解读女主人公露茜说:“在某种意义上,在偏僻乡村里那个农场上的露茜,指称的正是欧洲殖民主义,而从根本上说,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越界行为。”从而得出结论:“露茜被强暴的实质是: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,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……”我很怀疑,假如这样的话,库切是不是该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        这让我想起我们曾经对芥川龙之介的评介。我在大学时没有读到芥川。教科书上讲的是小林多喜二,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。我是在国外开始接触芥川的,很震惊。回来后看到我们的书店卖有芥川的小说集《罗生门》,买了,一翻,在代前言中,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楼适夷这样诠释《地狱变》:“《地狱变》以血淋淋惨厉的笔墨,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,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命运。”

       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文学的。许多人写了一辈子,不明白什么是文学。我们的文学是社会学化的文学。可悲的是,直到如今,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教科书来教育下一代。我们不是把文学不繁荣归咎于跟现在的疏离吗?我们不是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上吗?主旋律文学,史诗文学,改革文学,官场文学,反贪文学,像《省委书记》等,其实只是报告文学。还有反映婚外恋的,道德的,吸毒的。有个女作家,写了很多东西,但是我敢肯定,她至今不明白什么是文学。她写《红处方》,她说要告诫人们不要吸毒,珍重生命,不要挥霍生命,破坏生命。但是问题其实并不如此简单。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阿片样物质,因为有了它,我们才能够好好活着,假如失去了它,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。而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我们体内的阿片样物质失去了作用,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阿片样物质。跟道德无关。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。这是我们的根本宿命。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点。我们的文化太世俗,太乐观,太浅薄。我们过去纠缠着“写什么”的问题,后来又来个“怎么写”,虽然对弥补文学手法的粗漏有一定的作用,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。到现在几乎每个写作者都会耍弄一两样刀棒棍枪了,我们的文学好起来了吗?并没有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没有解决眼光问题。这是写作者的关键问题。哈金曾经说了一句话: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,而是眼光不如人。眼光决定了我们文学的档次。我们现在该解决“怎么看”的问题了。你看到了什么?甚至,这样的“看”,应该看到了反常,看到了生命原生态的变态。变态是最隐秘的真实,也是对常态世界的最大质疑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文学就是建立在变态之上的。举《耻》中的露茜为例子,她被强奸后,如果按世俗的选择,她可以逃离,远离灾难,但作者库切没有让她逃离。她留下来了,孤身一人生活在加害于她的黑人中间。我们把她的选择解释为:“除了农场,她还能去哪里呢?做什么?”这只是在社会的层面上,世俗的层面上,没有到达文学的层面。是世俗的逻辑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的文学太注重世俗的逻辑了,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精神价值观和苦难意识。我们太要利益,我们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。即使是一些很杰出的作品。余华的《活着》讲的只是如何在历史动乱中活下来;莫言的作品讲的也只是如何在物质匮乏中活下来;王小波也只是不断地告诉人们必须讲科学,才能活下来。这种所谓的科学、进步观念,从鲁迅就开始了。对《孔乙己》的围剿是中国文学史上世俗主义的最大的合谋。然而文学跟进步无关,跟科学无关,跟世俗意义上的活命无关。我知道中国人活着历来不容易,但是我是否可以反问一句:我们为什么就一味地要活?文学不是比进步、比科学、比道德的东西,不是比正确,比常态。总之不是比赢。要比赢,可以去当政治家,科学家,商人,律师。文学是比弱的,比的是软肋。去年虹影《K》案闹得沸沸扬扬,几乎所有人的思想都在法律的界定之下,就是虹影本人也在竭力闪避法律的指责。只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了一句:法律管不了文学。乍听起来,一愣。还真是。文学是什么?文学是告诉人们,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;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。